近期，一部实名改编的网剧《法医秦明》让人们再次将视线聚焦法医这一特殊而神秘的群体，被称为“尸语者”的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够从尸体上找寻一切答案？为此，记者特走进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走进法医席文军的从警故事——
法医席文军：为生者权，替死者言“我所需要的一切答案，尸体都会告诉我。”年9月16日，苏州大学医学院法医专业课堂上，席文军一笔一划地在随堂笔记的扉页上写下这句话。这是他与“法医”的初相识。
年9月16日，29岁的席文军坐在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刑警大队法医办公室里，推了一下眼镜，认真地说：“如果没有经济压力，法医这个职业我应该会一直做下去。”
7岁的他曾是别人眼中的“变态小孩”
席文军觉得如果没有一点兴趣，法医这个职业，一般人应该很难干下去。而他属于既有兴趣，又有那么一点天赋。
“从小我就对生物学感兴趣，7岁的时候，小学课上解剖青蛙，我就可以在不损伤青蛙性命的前提下，把它的皮完整地剥下来。”尽管那时候他的这点解剖天赋在别人口中只是“变态小孩”的代名词。
父母曾经希望席文军学医，但他却独辟蹊径，选了法医。“我喜欢破案的过程，循规蹈矩的生活太没有挑战性了。”
于是，在经过了5年的专业学习后，年夏天，席文军成为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法医。职场新人的青涩还未褪去，在上班的第二个星期，他就亲眼见证了一个生命的逝去。
“那是一起情感纠纷，我和师父赶到的时候，嫌疑人正拿着刀架在被害女子的脖子上，喉管已经被割开，鲜血还在往外涌，案发地在一楼，整个院子里全是血。我记得进入案发现场时，地上的血已经浸过了我的鞋套边缘。”
而当时的他来不及震撼和也没有心理上的缓冲，他的首要职责是用他的专业评判被害人的生命体征。
“也许还有救！”那一刻他的声音透着激动地颤抖。
可当他和救护人员一起把被害者抬上救护车后，医院的路上，被害人终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那是席文军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尸体，与学校实验室里那些用福尔马林浸泡过的冰冷而无感的“教具”不一样，从一个生命到一具尸体，24岁的他见证了这个残酷的过程。
席文军在做DNA检测试验
如果说这是他法医路上的第一次心灵冲击，那不久后发生的另一件事则直接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你知道人对嗅觉的记忆是一辈子的吗？”席文军是当了法医后才知道，视觉上的冲击远远不如嗅觉刺激来得强烈。
年的夏天，席文军奉命解剖一具高腐尸体。
高温、溺亡、高度腐败……对法医来说这些因素几乎是一个梦魇，因为那意味着将产生无孔不入的蛆和腐败气味。
“细节我不愿回忆了，你们也不会想听。总之，那天我不知道洗了多少遍澡，可总觉得头发丝里还是有那种味道，那个夏天，我甚至一度出现了幻嗅，基本没什么食欲。那场4、5个小时的解剖也是我第一次对职业的选择产生了动摇。那种来自视觉和嗅觉的双重冲击太大了。”
可这是每一个法医成长的必经之路。席文军记得有位法医前辈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你能忍受高腐尸体的气味，干法医你就算入门了。”
尸体是不会说谎的
年7月27日，鼓楼区某居民住宅发生火灾，现场发现一具男性尸体。席文军奉命前往。
“到现场一看，头都大了。”火灾现场是令法医最头疼的难题，无论是火还是灭火，现场的大部分痕迹物证都灭失了。
虽然不是原始现场，但席文军依然没有放弃搜寻残留的蛛丝马迹。
这是一个两室一厅的户型。大房间的墙壁上有大量血迹，起火的是小房间，据现场消防员勘查，起火点应该是小房间的床垫，以此为中心，开始蔓延的火势几乎将小房间里的所有的物品烧尽。现场很凌乱，有大量翻动的痕迹。死者位于客厅，尸体周围分布着沾有血迹的刀、锯子、锤子等多种利器。
现场法医首先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确认案件属性，换言之，即他杀、自杀。
尽管现场被破坏得面目全非，但大房间里有血迹却没有焚烧痕迹，小房间里尽是焚烧痕迹却没有血迹。这一缕不寻常的气息还是被席文军捕捉到了。
可想要进一步案件属性，仅凭这一点远远不够，那么答案只能在尸体上寻找。
死者，胡某，40岁，男性，有精神病史和吸毒史。尸体趴在客厅地上，天花板吊顶玻璃砸在死者背上，死者身上有一些细小的伤口，从伤口形态推测，应该是死后玻璃碎片划伤造成的。死者手臂上有一个带着波浪形状的深深的伤口，此外还有一地的鲜血。
那么死因是什么？
“谋杀！一定是谋杀！我的儿啊！”现场家属的情绪很激动。
席文军需要快速而准确地给出一个判断。
当他再次将视线聚焦尸体时，一抹不同寻常的樱红吸引了他的注意，对了，一氧化碳，因为一氧化碳和血红蛋白的高度亲和力，会使得皮肤出现不同寻常的红色，90%以上火场中的人死亡不是因为火焰的焚烧，而是吸入了大量的有毒气体。但进一步确定还需要理化检验做支撑。
然而在结果没有出来之前，家属依然难以接受这个惨状，满屋子的血，那么多的凶器，纵火又是为了掩盖什么？家属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所需要的一切答案，尸体都会告诉我。”席文军选择从那道奇怪的伤口切入。
尽管现场工具很多，但没有一样能够造成这种波浪状的特殊切口。而且伤口内肌肉组织断裂了，但是主要动脉血管却一根都没断，而且每个伤口的边缘都有一个特殊的平行划伤，在业内它有一个称呼—Canuto’sends，常见于平板玻璃损伤，那么造成这个伤口的很可能是破碎的窗口玻璃切面。
果然，在窗台上，席文军找到了这块玻璃。尽管上面已经被冲刷过肉眼看不出血迹，但在特殊试剂显现下，曾经遗留过的血迹立刻无所遁形。通过对血迹的提取及DNA的检测，可以确定血迹系死者胡某遗留。同时，为进一步佐证猜测，席文军做了一个实验，他用一块与人体肌肉组织较为相似的猪肉，在这块玻璃切面上制造了一个伤口，实验表明，猪肉上形成的伤口与死者胡某的如出一辙。
最大的谜团揭开了，剩下的一切也都迎刃而解。
墙壁上的血迹虽然分布很多，但多为流柱状和溅落状血迹，一般常见于死者所留。“常见的血迹形态有四五种，每一种血迹的流向，状态都代表不同的意义，是搏斗时形成的，还是平静的状态下形成，都不一样。”
如果把这一切联系起来，似乎都说得通了。
胡某一人居住，父母和姐姐住在同一单元的楼上楼下照应。因为曾经有过一次精神病发病记录，所以他没有工作，处于与社会半脱节状态，平时喜欢玩弄打火机。起火系其自身放火的可能性很大，不过火势的大小显然超出了他的控制，大火明显刺激到了胡某，唯一的出口被大火堵住，他想要跳楼逃生，可看到六楼的高度，又犹豫了，手臂上的伤口正是在此时形成。无法逃生的恐惧对他形成了强烈的刺激，导致精神病发，他难以控制自己的言行，家中的凌乱、满地的工具都是他自己所为。同时，因为手臂上的伤口还在流血，在他情绪剧烈起伏而手臂大幅动作时在大房间内的留下了多处的血迹，火势猛烈的小房间反而没有一滴血迹。最终他死于滚滚浓烟之中。
8个小时后，来自法医中心的血液检测结果证实了席文军的猜测：胡某体内血液样本中含有大量CO，而尸体周围血液中CO的浓度低于体内的浓度，“说明胡某手臂受伤时已经吸入不少CO了，流出体外的血液因为高度、酶活性等原因不易与CO结合了，但是随着死者的呼吸，他体内CO含量却在持续上升，直到达到致死量。”
“为生者权”比“替死者言”更难
近年来，随着辖区治安环境的综合提升，涉及人命的恶性案件逐年下降。法医工作的另一面日渐凸显：伤情鉴定。
席文军根据X光片做伤情鉴定
外伤性鼓膜穿孔，6周后不愈合可评定围轻伤二级。正常人6周鼓膜一般都可自行愈合，也就是构不成轻伤二级，但有人会再次用针扎一下鼓膜，造成鼓膜未愈合的假象，妄图蒙混过关。伤情鉴定对于量刑和赔偿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法医则需要通过专业鉴定，判断谁在说谎，还原真相，维护双方的权益。
尽管才工作6年，席文军却是鼓楼公安分局唯一出庭作证过的法医。
那是一起伤害案件。受害者是一名60多岁的老者，眼睛被打了一拳，红肿，出血，眼眶骨折。
“他很聪明，他说眼睛看不清楚。因为如果他说看不见，我只需要让他走几步就能一辨真假。”
伤情鉴定的第一步需要检测视力。正常利用视力表检测，对于一个有心隐瞒真实病情的人来说，形同虚设。
“法医学上有一个词叫作单眼伪盲，当法医感觉他存在伪装时便会在检测时，会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来明确他的真实视力情况。”
如果说视力的检测逃不过科学的方法，那么有些伤情的鉴定则需要依托法医的实践经验以及丰富的医学知识。
“很多人认为人老了才会出现白内障，其实击打也会造成白内障。”席文军说，是病理性的还是击打造成的，白内障出现的位置和形态都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他那次出庭需要向法官解释的事实。
他翻阅了很多资料，最终在法庭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伤情鉴定的结果。但其实，这一结果是受害人和嫌疑人双方都不乐见的。“受伤一方想要放大伤情，获得更多的赔偿，打人一方抓住了受伤方的这一作假心理，想要彻底推翻打人致伤的事实。所以我的结论其实是两边不讨好的。但我是一名法医，我出庭的目的是陈述事实，我不需要讨好任何人，我只需要让法官相信，我给出的鉴定结论是客观公正的，这就够了。”
“尸体比活人更好打交道，因为尸体永远不会说谎。”席文军觉得，有时候“为生者权”比“替死者言”更难。
做了6年法医，席文军接触、解剖过很多尸体，但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做过噩梦。“也许是那些死去的人都在背后保护我吧。因为他们知道我在做什么——为生者权，替死者言。”
浪漫七夕节健康不了情要浪漫更要健康回忆台湾